2005年7月，英国唐宁街向议会提供的一份报告称，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化妆上的花费，几乎是普通英国女性的两倍。过去6年，布莱尔在化妆方面，花费了1800多英镑(约合3100美元)，而普通英国女性每年在化妆和护肤方面的花费，为195英镑。（《参考消息》，2005年7月25日）。

“化费大量的英镑”做美容，是否合适，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有一点我们看到了，那就是当今世界，领袖和政治家们对形象问题，越来越重视了。

问题是，任何一种社会性的公共形象，决非打理打理外表、做做表面文章那么简单。把“形象”理解为是外在的形貌、着装等东西，是很肤浅的。

那么，什么是领导者的公共形象？

领导者公共形象是一种“公共性”的社会形象。它是“具象”与“抽象”、“形体”与“人格”、“物理”与“伦理”的统一体。这种“公共形象”的核心，是它的伦理性内容，即“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

也就是说，领导者公共形象所输出的形象信息，不是T型台上那种直观、鲜亮的“形体”信息，而是评价性的“伦理”信息。

从广义上说，政府形象包括领导者形象，也是政府系统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一，它在客观上，也有一个适度“包装”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行政技术。

社会中任何一种公共形象，其实都是由“人格形象”与“形体形象”、“伦理形象”与“物理形象”这些对应性东西组成的。

“形体形象”是一个人的外貌形体，因其具有物理性，亦可称“物理形象”；“人格形象”则是一个人多元素构成的精神品质，因为具有伦理性，亦可称“伦理形象”。领导者的物理形象诉诸“视觉说服”，伦理形象则诉诸“心理说服”。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把“仪容”视为一种“权势”：因为“它征兆着善，使妇人与陌生人见爱”。的确，外形和容颜由于诉诸“视觉说服”，容易先入为主地给人以某种印象暗示。

然而，归根结底，形象的穿透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它的伦理性而非它的物理性，在于它的内在性而非它的外表性。也就是说，在于其形象构造中的伦理元素和“心理说服”。

斯大林有一次在论述列宁时说：“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5年12月塔默尔福斯（在芬兰）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是伟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伟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的，简直是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斯大林的话，实际上反映了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伦理性的“人格形象”与物理性的“形体形象”，存在着本质上的非对应性。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论述了“说服”的艺术。“说服”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气质（Ethos）、理性(Logos)、情感(Pathos)。“气质”是指信息提供者的可信度；“理性”是指说服论证的逻辑性；“情感”是指说服过程中所借用的情感吸引力。

“说服”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心悦诚服”。当我们考察领导者公共形象的时候，可以看到，举凡成功的领导者形象，必然是那种被公众所广泛接纳、广泛认同、广泛信服乃至广泛拥戴的形象，必然具有巨大的“心理说服”力量；而举凡有着“信任危机”的领导者，必然承受人们心理排斥和心理逆反的巨大压力。

今天，我们应重视领导者的公共形象问题，但这决不是提倡去刻意突出个人形象，搞形象作秀，而应该本着提高领导绩效和领导力效能，对客观存在的领导者的“形象问题”予以高度关注，施以科学管理。

如前所述，领导者公共形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也有一个“包装”的问题，但是“包装”不是伪装。它是通过一定技术手段，优化行政外相，彰显、完善个性特点和科学合理的领导风格。而“形象作秀”之类，则是对公共利益没有益处的造作行为，应予坚决否弃。

领导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