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对话》

《品牌对话》：企业缺乏一种很有效的学习方式，现在学习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是真正能学到事实在在的东西的形式还不是很多，品牌对话可能是一种新的方式，您对品牌对话这种形式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有什么样的期望？

 

杨子云：对话是时代的特征，在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对话的时代。过去在工业文明时期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封闭性，缺乏沟通的渠道，今天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通畅，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对话的时代。从一种金字塔结构到了一个扁平结构，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各个领域的平等的对话，权威、专家与平民的对话，是我们时代的本质特征。《品牌对话》这个名字起的好，中国今天已经进入了品牌时代，但是品牌怎么去推动？我觉得通过对话这种渠道或者形式非常好，它让千千万万的企业参与进来，因此我希望品牌对话本身把它做成一个品牌，开创一个中国品牌启蒙运动的平台，学习的通道。

 

《品牌对话》：中国的企业往往都是实践先于理论，在理论的角度上，往往是照搬国外的理论。在当下，中国企业能有哪些更合适的方式让自身更快的成长，不仅仅只是拿来主义，而是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杨子云：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分几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层面，中国的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特别是搞市场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400多年了，中国改革开放不到30年，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观念、管理、思维。

 

第二层面，就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因为它的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第三个层面，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时期牛顿经典力学的基础上，它研究的主要是实体经济，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文明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不仅仅是一个时空的跨越，而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因为传统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实体经济的，文化、信息、品牌是其资源配置的附属物。首先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实体经济（机器、厂房、设备、人、材、物）信息、文化、品牌只是它的附属品。但今天规则改了，进入到信息时代以后，信息已经从实体经济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要素，而且成为配置资源的母体，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巨大的跨越，一切物质和能量实体，生产资料（机器、厂房、人、材、物）、只不过是信息、文化这个资源母体的载体，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下，要想学习成长和进步，就要找到自己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2004年为什么中国许多大企业进入了多事之秋，（德隆、健力宝等）这些已经是做到百亿产值的大企业，轰然间倒塌，或者是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开放，经过历次激烈的市场竞争硕果仅存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会纷纷出问题，是因为世界的文化经济大格局、大棋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大棋局的变化带来的是游戏规则改变。首先棋盘都变了，游戏规则已经变了，而做企业的人没有跟上这种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场启蒙运动，为什么我们搞了20几年的市场经济我们的企业会面临这么多问题，企业会这么迷茫，不知所措，很多方面需要反思。

 

很多人不懂，西方市场经济是怎么确立的，西方的市场经济是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这样充分的文化和精神的准备而产生的，本质上讲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精神下的市场经济。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来搞我们的市场经济呢？这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进行启蒙运动。如：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不是资本的人格化？经济人假设是否适用于我们？我们办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基督教文化的国土上，我们用什么的文化和精神信仰来应对市场经济？所以我觉得这些根本的问题必须得以澄清，我们应该进行一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运动，来建立我们面对全球化挑战中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一说到文化问题，现在争论很激烈，2004年季羡林、王蒙，这些文化大师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结果这个东西一出来，立刻遭到了一些人强烈的反弹，一方面是《甲申文化宣言》出来以后掀起了一场国学热，世界各国建立了孔子学院，传播我们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一些科技界的元老，出来发表各种各样的声明。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连伪科学都算不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科技进步一点促进作用都没有。我认为，过分强调和过分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都陷入了二元对立的误区。其实，在今天这个文化